嘉靖二十九年腊月二十三，苏州城下了一场黑雪。
说黑雪，是因为那天傍晚王策扶着他爹走在闾门大街上时，漫天落下的雪片子沾了城墙砖缝里渗出来的煤灰，落在肩头就成了脏兮兮的灰黑色。他爹王守拙趴在他背上，烧得像一团刚从炉膛里扒出来的炭火，浑身烫得吓人，嘴唇却冻得发紫，一口一口的热气喷在王策后脖颈上，又急又浅，像是随时会断。
“爹，您撑着点，就快到了。”王策咬着牙说。他的两只手反扣着他爹的大腿，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，每走一步都往上一颠，生怕背上那点分量滑下去。他爹已经瘦得不成了，背在背上轻飘飘的，像背着一捆干柴。
王守拙没有应声。他的脑袋耷拉在王策肩膀上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叨着什么，听不清楚。王策侧耳仔细听了半天，才分辨出几个字——“……蜘蛛……读书人……”
又来了。他爹烧糊涂了，嘴里翻来覆去的就是那只蜘蛛。昨天夜里他爹盯着房梁上那只织网的蜘蛛看了大半个时辰，忽然问了一句“这只蜘蛛算不算读书人”。当时王策还以为他是穷极无聊说胡话，没想到现在烧迷糊了还在念叨。
闾门大街是苏州城最热闹的地方，从城门一直通到观前街，两边店铺挨着店铺，绸缎庄、钱庄、当铺、药铺、茶楼、酒肆，招牌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平日里人挤人人挨人。但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的日子，家家户户都忙着在灶台上摆糖瓜粘灶神的嘴，街上行人稀稀拉拉的，只有几个缩着脖子的货郎挑着担子匆匆走过。他们看见一个少年背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在街上踉踉跄跄地走，也只是多看了一眼，就低下头继续赶路。苏州城每年冬天都有穷人死在路边，这种事不新鲜。
王策的脚底板磨烂了又冻上，冻上了又磨烂，血和脓水把草鞋黏在脚上，撕都撕不下来。他已经感觉不到疼了。他所有的力气都集中在背上——背着他爹，背着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一步一步地往药铺走。
济生堂的招牌在风雪里晃来晃去，门口挂着的两盏灯笼已经点上了，昏黄的光在雪幕里晕开一圈模糊的暖色。王策用肩膀撞开药铺的门，一股浓烈的药味扑面而来，苦的、辛的、香的、臭的，混杂在一起，熏得人直想打喷嚏。
药铺伙计正在柜台后面打盹，听见门响，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。他认得王策，也认得王守拙。这对父子住在城南的穷巷子里，平时来抓药都是几十文几十文地赊账，光赊不还，伙计早就烦透了。
“又来赊账？”伙计翻了个白眼，“上回欠的四十八文还没还呢。我们掌柜说了，你们家的账……”
王策把他爹放在药铺的长条凳上，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拍在柜台上。那是一根银簪子，簪头雕着一朵兰花，花心上嵌着一颗米粒大小的珍珠。簪子已经有些旧了，银面上布满了细细的划痕，但擦得干干净净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柔和的银光。
伙计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他认得这根簪子——这是王策他娘的遗物。
三年前王策他娘周氏去世的时候，浑身上下就剩这一件值钱的东西。她嫁给王守拙的时候，娘家陪嫁了一对银簪子和一对银镯子。镯子早就当掉了，第一回当是为了给王守拙凑乡试的盘缠，第二回当是为了给王策交束脩。到了最后，只剩这一根簪子。周氏临死前把簪子塞在王策手心里，说：“留着，以后娶媳妇用。”
伙计拿起簪子看了看，又看了看躺在长条凳上烧得不省人事的王守拙。王守拙的脸烧得通红，嘴唇干裂得像旱了三年的河床，呼吸又急又浅，胸膛里像是藏了一只破风箱，每拉一下都带着嘶哑的哨音。
“等着。”伙计放下簪子，转身进了里间。
不多时，药铺掌柜出来了。这是个五十来岁的瘦老头，姓顾，人称顾药翁。他走到长条凳前，蹲下来翻了翻王守拙的眼皮，又搭了搭脉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“你爹这病……得有些日子了吧？”顾药翁问。
“断断续续有两年了，”王策的声音干涩得像是从砂纸上磨出来的，“以前咳，咳完了还能下地走动。这个月忽然厉害了，前天开始发烧，昨晚上烧得说了一夜胡话，今天早上连人都认不清了。”
顾药翁沉默了一会儿，站起来走到药柜前，拉开一个个小抽屉，这里抓一把，那里捏一撮，动作麻利地包了三包药，用麻线扎好，放在柜台上。
“这根簪子，我收了。”顾药翁说，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，“顶你们家之前欠的四十八文，再加这三副药，再另找你三十文。”
王策愣住了。这根银簪子虽然旧了，但好歹是银的，拿到当铺去当，少说也能当个二百文。三副药加上之前欠的账，顶多值一百文。
“顾掌柜……”
“别啰嗦了，”顾药翁摆了摆手，走到长条凳前又看了看王守拙，“你爹这病，三分靠药，七分靠养。回去把药煎了，三碗水煎成一碗，早晚各服一次。要是能熬过这个冬天，开春了就慢慢好了。”
王策把药包揣进怀里，从掌柜手里接过那三十文铜钱和那根银簪子，深深鞠了一躬。他扶起他爹重新背到背上，推开门走进了漫天飞雪中。
“这孩子，”顾药翁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雪幕里，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，“比他爹有出息。”
伙计在旁边小声嘟囔：“能有啥出息？连饭都吃不上。”
顾药翁没搭话，转身进了里间。柜台上那根银簪子他没有收进钱匣，而是小心翼翼地用一块红布包好，放进了抽屉最深处。他知道这根簪子迟早会被赎回去——也许一年，也许三年，也许更久。但总有一天会有人来赎。
城南柳巷尽头有一扇歪歪斜斜的木门，门板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门神，已经被雨水泡得面目全非。王策背着父亲推开门，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。这就是他的家——一间堂屋，一间卧房，一间灶房。堂屋的桌上摊着几张毛边纸，纸上是他爹写的字，墨迹已经干了。他爹在发烧之前正在抄书，一本《四书章句》抄了三天还没抄完。雇他抄书的是城南周家，说好了抄完给五十文。现在已经抄了一大半，剩下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抄完。
王策把父亲安顿在卧房的床板上，给他脱了鞋，盖上那床棉絮结了块的旧被子。然后他进了灶房，把三副药里的一副拆开，倒进药罐，加了水，生火煎药。灶膛里的火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脸瘦得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窝深深凹陷，只有一双眼睛还亮着，亮得像是灶膛里烧得最旺的那两块炭。
药罐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，苦涩的药味在灶房里弥漫开来。王策坐在灶台前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脚底板。脚底板上的血和脓水已经把草鞋黏死了，他咬着牙把草鞋从脚上撕下来，连皮带肉扯掉了一块，鲜血立刻涌了出来。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从灶台上抓了一把草木灰按在伤口上，又从旧衣裳上撕了条布带缠了几圈。
娘那根银簪子还在他怀里。他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。簪头的兰花雕得精致，花心那颗米粒大小的珍珠已经有些发黄了，但还是润润的，像是含着一滴永远流不下来的眼泪。他记得母亲活着的时候总是把这根簪子戴在头上，不管是下地干活还是上街买菜，从不摘下来。她说这是她唯一的体面。一个女人活到这个份上，只剩一根银簪子的体面。
王策把簪子贴在额头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药煎好了。王策把药汤倒进一只豁口的粗瓷碗里，端到卧房。他扶起他爹，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，一勺一勺地把药喂进去。王守拙烧得牙关紧咬，药汤顺着嘴角流出来不少，王策就拿袖子去擦，擦完了再喂。一碗药喂了小半个时辰才喂完。
喂完了药，王策把父亲轻轻放回床上，给他掖好被角。王守拙的呼吸似乎平缓了一些，脸上的潮红也退了一点。王策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还是烫，但没那么吓人了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堂屋的桌前，看着桌上那些摊开的毛边纸。纸上是他爹的字迹，工工整整的馆阁体，每一笔每一画都一丝不苟。他爹这辈子写得最多的就是这种字——抄书、写信、拟契据，靠着一手好字养活了全家，也靠着一手好字把自己写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。
王策坐下来，拿起他爹的笔，在墨池里蘸了蘸墨，接着他爹没抄完的地方继续往下抄。他的字迹和他爹几乎一模一样，都是从小被他爹手把手教出来的。他五岁开蒙，他爹握着他的手一笔一画地写“天地玄黄”。他七岁能背四书，他爹高兴得破天荒买了半只烧鸡。他十岁开始帮人抄书挣钱，他爹在旁边看着，眼睛里又是欣慰又是心酸。
窗外的雪还在下。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，冷风从窗棂缝里钻进来，吹得桌上的油灯忽明忽暗。王策抄了一页又一页，手指冻得握不住笔了，就放在嘴边哈一口热气，继续写。这本《四书章句》抄完了就是五十文钱，够买两斗米，掺上野菜够他们父子俩撑过大半个月。
“策儿……”
卧房里忽然传来一声微弱的呼唤。王策放下笔，快步走到床前。王守拙不知什么时候醒了，浑浊的眼珠子转了转，最终定在王策脸上。
“爹，您感觉怎么样？”王策蹲在床前，握着他爹的手。那只手还是烫的，但已经不发抖了。
王守拙没有回答。他看着王策，看了很久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你怎么不去考？”
王策一愣。
“府试，”王守拙的声音又干又哑，但比刚才清醒多了，“年后就是府试。你怎么不去考？”
王策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爹烧了两天两夜，醒来第一句话不是问药花了多少钱，不是问自己还能不能活——而是问他为什么不去考科举。
“爹，您好好养病，这些事等您好了再说。”
“我问你话呢。”王守拙固执地盯着他，那只握笔握了一辈子的手忽然有了力气，攥得王策的手生疼，“你是不是怕走我的老路？”
王策沉默了。
“你怕什么？”王守拙的眼眶红了，浑浊的眼球上布满了血丝，“你比我聪明，比我用功，比我沉得住气。你五岁能背千字文，七岁能诵四书，十岁写的字比我三十岁写的还好。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！”
他越说越激动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王策赶紧把他扶起来拍背，拍了好一阵才缓过来。王守拙趴在床沿上喘着粗气，花白的头发散了一脸。
“策儿，”他的声音忽然软了下来，软得像是小时候哄他睡觉时的语调，“爹这辈子，做了三件错事。”
王策没有说话，只是握着他爹的手。
“第一件，不该让你娘嫁给我。”王守拙伸出一根手指，“第二件，不该考五次。考三次就该收手了。第三件——”他看着王策，目光忽然变得很清明，清明得不像是刚刚还在发高烧说胡话的人，“第三件我还没想好。也许是太怕你走我的老路了，怕着怕着，反倒耽误了你。”
王策握着父亲的手，感觉那只手上的热度透过掌心一点一点地传过来，烫得他胸口发闷。三年了——从他娘去世到现在整整三年了——他爹从没说过让他去考科举的话。每次他想提，他爹就咳嗽、叹气、转移话题、假装没听见。可今天他爹烧还没退，就拉着他的手，一遍一遍地问他为什么不去考。
“爹，”王策的声音有些发颤，“您就不怕我考不上？”
王守拙沉默了很久，久到王策以为他又昏过去了。然后他听见他爹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语气，轻声说了四个字。
“我不怕你考不上，”王守拙说，“我怕你不去考。”
屋子里安静极了。窗外雪落无声，灶膛里的灰烬偶尔发出几声微弱的爆裂声。王策低着头，眼泪一颗一颗地砸在地上。他以为父亲这辈子最大的恐惧就是让他走自己的老路，可父亲最大的恐惧不是这个——是害怕自己成为一个让儿子害怕失败的榜样。
“爹，我去考。”王策抬起头来，用袖子擦了擦眼泪，“您好好养病。等我考中了，咱家就有廪米吃了。”
王守拙闭上眼睛，嘴角浮起一丝笑意。那张瘦得颧骨高凸的脸上，忽然有了光。
那天晚上，王策把剩下的毛边纸全部抄完了。他爹的字和他自己的字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一笔是谁写的。第二天一早他抱着抄好的书稿去了城南周家，换回了五十文铜钱。他用这些钱买了米、买了盐、买了几副药，还剩下十文钱，他买了一小包糖瓜。
腊月二十四，灶王爷已经上天了。别人家的糖瓜是腊月二十三供在灶台上的，他家的糖瓜晚了一天。但王策还是恭恭敬敬地把糖瓜摆在了灶台上，点了一炷香，对着灶神的神位磕了三个头。
他娘活着的时候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祭灶。她说灶王爷吃了糖瓜嘴就甜了，上天汇报的时候只会说好话。王策不信这个，但他还是做了——不是因为他信，而是因为他娘信。他娘信了一辈子的东西，他愿意替她继续信下去。
磕完头，他站起来，走到卧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。王守拙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呼吸平稳，脸色比昨天好多了。床边的小桌上放着一碗粥和一个馒头——那是秀娘送来的。
王策靠在门框上，看着父亲安睡的样子。父亲老了，真的老了。头发白了大半，脸上全是褶子，躺在被子底下几乎看不出人形。但父亲还在。只要父亲还在，这个家就没有散。
他想起昨天夜里父亲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不怕你考不上，我怕你不去考。”
年后的府试，他去了。
而他的父亲，也终究没有像他梦里的那样变成一张破草席下的冰冷尸首。父亲活着，活到了看见他考试的那一天，活到了看见他中秀才的那一天，活到了看见他中举人、中进士、中状元的那一天。
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。
此刻，腊月二十四的傍晚，王策只是在灶房里端着一碗热粥，吹了吹凉，端进了卧房。
“爹，喝粥了。”